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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9章 美国自战后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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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醒了部分沉醉于繁荣迷梦中的美国精英。
他们开始意识到,红色德国是一个有着长远经济规划和执行能力的系统性对手。
美国的工业和金融体系,第一次不得不严肃考虑如何在失去中欧市场的情况下调整自身的结构。
然而,根深蒂固的信念和既得利益的阻力,使得这种调整缓慢而痛苦,主流的选择依然是向内挖掘消费潜力,并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拉美和尚未完全“赤化”的欧洲市场。
真正的结构改革,被延迟了。
当东部的工业家们为失去德国订单而烦恼时,美国广袤的中西部农业地带,正经历着一场同样致命的危机。
这里的命运,与欧洲的餐桌紧密相连,而红色德国的崛起,如同关上了最重要的那扇门。
战时的繁荣曾让美国农业过度扩张。
为了喂养协约国军队和欧洲民众,数百万英亩新土地被开垦,农业机械被大量采购,这一切都伴随着沉重的银行贷款。
爱荷华州的农场主弗兰克·哈里森便是其中典型。
他在1917年以乐观的预期贷款购置了相邻的40英亩土地和一台新型拖拉机,指望战后欧洲的重建能带来持续的需求和高粮价。
然而,希望的曙光迅速黯淡。
1921年,初步稳定的红色德国宣布其粮食自给率已达到74%,并停止了绝大部分的粮食进口,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小麦。
这仅仅是开始,随着德苏铁路的开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流通,美国农业市场的萎缩速度十分惊人。
到1924年,美国小麦对欧洲的出口总量,已经骤降至1919年水平的31%。
堪萨斯城、芝加哥的谷物交易所里,价格曲线一路向下,毫无反弹之力。
弗兰克·哈里森收获的小麦,每蒲式耳的售价已经跌破了生产成本。
他看着仓库里堆积的谷物,又看看银行寄来的催款通知单,第一次感到了绝望。
在这场危机里,像哈里森这样背负债务的中小农场主首当其冲。
他们组织起来,发起了“农场假日”运动,封锁道路,倾倒牛奶,试图用激烈的抗议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而在更为激进的圈子里,一些来自德裔移民社区或劳工组织的小册子开始秘密流传,册子上的文字描绘了另一幅图景:
德国的农业合作社如何获得国家提供的廉价农机租赁服务,如何由国家保障的基础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如何免于高利贷的盘剥。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政府和主流经济学界的反应。
信奉“小政府”和“市场万能”的柯立芝总统,坚决否决了任何旨在建立农产品价格支持或直接补贴农场主的法案。
农业部长亨利·C·华莱士发出的警告被置若罔闻。
主流舆论,如《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甚至将农场破产描绘成经济自然选择的必要过程,认为低效率的生产者被淘汰有利于农业整体现代化。
这种冷酷的逻辑,将美国的无数农场主推向了悬崖边缘。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公开场合贬低计划经济的同时,美国农业部自身却在秘密研究对手的方法。
一份被列为“机密”的内部评估报告承认,在单位面积产量增长率和农业生产率提升速度上,德国在战后几年的表现显著优于美国,并将其部分归因于其合作社体系在推广良种、农技和集约化经营方面的有效性。
因此,整个1920年代,美国农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生产过剩(因战时扩张的惯性及技术提高)→价格下跌→农场收入减少→债务违约→土地被银行没收拍卖→生产集中到更大规模的农场,但总产能并未实质性削减导致价格持续低迷。
广袤的美洲大陆的沃野上,弥漫着破产者的哀歌。
这种深层次的困境,与城市里依靠信贷维持的消费繁荣形成了刺眼的对比,为社会埋下了极端不满的种子。
当来自欧洲的经济寒流最终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风暴时,这些负债累累、心怀怨愤的农民,是不是将成为冲击美国既有秩序的重要力量呢?

第279章 美国自战后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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