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一章 漫长的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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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缓。
二月过去了,三月也过去了,到了四月头上,法租界的梧桐树才肯吐出一点点嫩芽,怯生生的,像怕惊动了什么似的。
陈醒下了班,从公司出来,天还亮着。她沿着霞飞路往南走,走到弄堂口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对面马路边,永昌钟表行的橱窗里,那几块老式怀表还摆在老位置,指针指着不同的时间,像几个各怀心事的人,谁也不理谁。她看了一眼,转过头,走进弄堂。
长篇小说《裁衣记》去年冬天就写完了。整整十二万字,最后一个字落笔的时候,她坐在桌边,望着那沓厚厚的手稿,发了好一会儿呆。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空了一块,又像有什么东西,满了。
姚苏凤先生看了结尾,回了一封信,只有几行字:“收得好。这个结尾,我看了三遍。”她把那封信夹在手稿里,锁进抽屉。
如今报纸上还在连载,读者来信越来越多。有人骂沈阿大太倔,有人心疼他那个苦命的女儿,有人写信来问,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姚先生讲,反响不错,让她考虑下一部。她笑笑,没答应,也没拒绝。
写字这种事体,急不得的。就像裁缝做衣裳,一针一线,都要慢慢来。急出来的,不是东西。
可最近,她在公司里,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人。
大通船运会计一部的办公室,还是老样子。王姐还是每天嚷嚷着冷,何美芳还是对着小圆镜照个不停,朱先生还是闷头整理单据。可陈醒手里的活,越来越少。那些对日商社的货运单据、保费计算、汇兑核销——从前她经手的东西,如今都交给了别人。新来的几个会计,年轻,手脚快,日语也好,跟总务科那边打交道,比她方便得多。
她心里明白。不是她做得不好,是有人不想让他们碰了。
总务科现在是吴三在管。那个矮矮瘦瘦、头发抹了油、笑起来露出一口黄牙的男人。周默生不怎么来公司了。有时候一连好几天见不着人影,办公室的门关着,灯灭着,门口的铜牌还在,可人不知道去了哪里。没人解释,也没人问。庞文桦那边不提,好像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吴三倒是越来越活跃。三天两头往庞文桦办公室跑,出来的时候笑眯眯的,手里拿着文件夹,腋下夹着烟,像个刚得了赏的小厮。他在走廊里碰见陈醒,还是会凑过来,黏黏糊糊地叫一声“陈小姐”,眼睛在她身上溜一圈。陈醒客客气气地应一声,低下头,走开。他不恼,也不追,只是站在那里,望着她的背影,嘿嘿笑两声。
她不喜欢那种笑。像猫看见了鱼,不急着吃,就是看着,看你能跑到哪里去。
周世昌呢?那个从前笑眯眯的、从她桌边走过时会停下来问一句“陈小姐,忙伐”的周世昌,如今也变了。他还是笑眯眯的,可那笑底下头,多了些东西。她说不清楚,像一个人在台上唱戏,脸上画着浓妆,你看不清他真正的表情。他跟日本人走得很近,公司里的人都在传,讲他上个月请东洋商社的人吃饭,在虹口那边的高级料亭,一顿饭花了几百块。几百块!够她家吃两年的。
陈醒听着那些闲话,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沉沉的。
她不怨。在这个年头,在这个地方,在这个行当里,怨是最没用的东西。她只是觉得——冷。不是天气的冷,是人心里的冷。
好在,还有沈嘉敏。
沈嘉敏是三月间回上海的。杜青在皖南前线受了伤,送回后方休养,她跟着回来,在上海待一阵子。两个人约在霞飞路上那家老馆子见面,还是靠窗的卡座,从前的位子。
沈嘉敏瘦了,黑了,可精神还好。她穿着件灰扑扑的棉布旗袍,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学生。坐下来第一件事,不是点菜,是从包里掏出一沓报纸,啪地拍在桌上。
“阿醒!侬看看!重庆那边也有人看侬的小说!我们报社的同事,从上海带过去的,传了一圈,人人都讲好!”
陈醒拿起报纸翻了翻,是《文汇报》的副刊剪报,边角都卷起来了,上头有铅笔画的圈圈点点。她笑了笑:“侬同事不嫌我写得太慢?”
“慢是慢,可写得好啊!”沈嘉敏眼睛亮亮的,“我们有个同事,从前线回来的,看了沈阿大给女儿做嫁衣那段,哭了。讲像他娘。”
陈醒低下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凉的,涩涩的,可她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暖暖的。
两个人吃了饭,又去国泰看了场电影。片子是好莱坞的,讲一个女记者跑到欧洲去采访,闹出好多笑话。沈嘉敏笑得前仰后合,陈醒也跟着笑了几回。可笑着笑着,她忽然觉得,那银幕上的世界,离她好远。那些穿漂亮衣裳的人,那些不用算计铜板的日子,那些可以随便笑、随便闹的辰光——像梦一样,看得见,摸不着。
从电影院出来,天已经黑透了。
霞飞路上的霓虹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红的绿的蓝的黄的,照得人眼花。沈嘉敏叫了辆黄包车,上车之前,回过头,朝陈醒挥了挥手:“阿醒,改天再约!我请侬吃老正兴!”
陈醒站在路边,望着那辆黄包车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夜色里。她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过身,往仁安里的方向走。
夜风从黄浦江那边吹过来,凉丝丝的,带着河腥味和煤烟味。路上人不多,这个辰光,有钱的都在馆子里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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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一章 漫长的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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