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八章 总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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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上海,秋意深了。
法租界的梧桐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哗啦啦往下掉,铺了一地。仁安里弄堂口的石板路上,每天清晨都能看见扫街的老伯,拿着大扫帚,唰,唰,唰,把那些落叶堆成一堆一堆的。顾太太从菜场回来,拎着篮头,跟隔壁的阿婆讲:“今年叶子落得早,怕是冬天要来得早。”阿婆缩在竹椅里,眯着眼睛:“早好,早点冷,早点过年。”
陈醒下了班,从公司出来,天已经暗了。她沿着霞飞路往南走,走到弄堂口,习惯性地往路边看了一眼——没有那辆黑色的轿车。
这已经是第十天了。
周默生不见了。
上个月底,她还跟他吃了两次饭。一回是西餐馆,这回换了家本帮菜馆,在城隍庙后头,做的是地道的上海菜,红烧肉、腌笃鲜、八宝辣酱,样样都做得地道。周默生讲,西餐吃个情调,本帮菜才落胃。他穿着件灰色夹克,没打领带,头发也没梳得那么光,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小开,不是公司里那个西装革履的“特别顾问”。
两回吃饭,都没再提那些试探的话。聊的是电影、小说、弄堂里的趣事。周默生讲他小时候在木渎,跟着阿婆去赶集,看见卖糖人的摊头就走不动路。陈醒讲宝根上学的事体,讲他写“国”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可一笔一画都很用力。
周默生听着,笑了,说:“小孩子都这样。我小时候写字,先生讲我写的字像蚯蚓在爬。”
陈醒也笑了。那笑,是真的笑,不是客气的、防备的那种。
吃完饭,他送她回家。车子停在弄堂口,她下车,他坐在车里,隔着车窗朝她挥挥手。她走进弄堂,回头看了一眼,车还停在那里,灯亮着。她转过身,继续走。再回头,车已经开走了。
就这么吃了两回饭。不多,也不少。
然后他就消失了。
没有电话,没有口信,没有解释。在公司里,他的办公室门关着,灯灭着,门口的铜牌还在,可人不见了。庞文桦那边也不提,好像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陈醒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空落落的。不是难过,是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像一个人走在路上,忽然发现旁边的脚步声没了,回头一看,什么都没有。
她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不想了。人家是“特别顾问”,来来去去,自然有他的道理。她只是个普通会计,没资格问。
可她知道,她不是普通会计。她是“白鸽”。她的眼睛,要看着每一个不该看的人。
十月初的一个早上,陈醒照例提前一刻钟到办公室。她脱下围巾,挂在椅背上,把布包放进抽屉,坐下来,翻开昨天没做完的那本账。
王姐比她晚到五分钟,一进门就嚷嚷:“今朝冷得来!我的手都冻僵了。”她搓着手,走到自己桌边,倒了一杯热水,咕咚咕咚灌下去。
何美芳跟在后头,穿着件新做的藏青色呢子大衣,头发烫成时下最流行的卷,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王姐,侬也真是的,年年秋天都喊冷,年年都不肯多穿点。”
“我哪能没多穿?”王姐把毛衣袖子撸起来给她看,“你看,厚得来!棉的!”
“棉的不挡风,”何美芳坐下来,从包里掏出小圆镜照了照,“要穿呢子的。我昨儿个在鸿翔看见一件,藏青色的——”
“鸿翔?”王姐瞪大眼睛,“那地方是阿拉这种人去的?一件大衣要卖多少铜钿?够我吃三个月了!”
何美芳撇撇嘴,没接话,继续照她的镜子去了。
朱先生闷头走进来,朝大家点点头,就坐下来开始整理单据。他还是老样子,话少,活多,永远是最早到、最晚走的那一个。
陈醒低着头做账,耳边是王姐和何美芳絮絮叨叨的闲话,笔尖在纸上沙沙响。这样的早晨,跟往常没什么两样。
九点刚过,庞文桦推门进来了。
这位大通公司的副总经理,平时很少到会计一部来。有什么事体,都是叫曲霜去他办公室谈。今朝亲自来,脸色不大好看——不是生气的那种,是一种——陈醒也说不清楚,像一个人在咽什么苦东西,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
“大家停一停,”庞文桦站在门口,清了清嗓子,“我宣布一件事体。”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王姐放下手里的热水杯,何美芳把小圆镜塞进抽屉里,朱先生抬起头,从老花镜上方望着庞文桦。
“从今天起,”庞文桦说,“公司新设一个部门,叫总务科。主要负责跟东洋方面、跟汪政府那边的协调事务。”
他顿了顿,像是在斟酌什么。然后他说:“总务科的科长,由我兼任。副科长——”
他停顿了一下,那个停顿,不长,可在陈醒听来,长得像一辈子。
“副科长,由周默生先生担任。”
陈醒手里的笔,顿了一下。
不是没拿稳,是——她自己也说不清。像走在路上,忽然踩到一个坑,脚下一空,心也跟着往下坠。
周默生。总务科。副科长。
这些词拼在一起,像一幅她看不懂的画。
庞文桦还在说着什么,什么“配合东洋方面的运输需求”,什么“保障公司正常运营”,什么“希望大家支持周先生的工作”。她听着,可那些话像隔着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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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八章 总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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