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元日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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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里的晨雾还未散尽,陈醒就听见门外窸窸窣窣的动静。
她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孙志成搓着手站在寒风里,棉袄袖口磨得发白,脸上却挂着笑:“醒妹子,早。”
“孙家阿哥,这么早?”陈醒呵出一口白气。
“昨日去寻方先生了。”孙志成压低声音,眼里闪着光,“有眉目了。”
陈醒连忙让他进屋。灶间,母亲李秀珍正生煤炉,青烟呛得人咳嗽。父亲陈大栓蹲在门槛上磨车铃,叮当声在清晨格外清脆。
“方先生怎么说?”陈大栓头也不抬地问。
孙志成在条凳上坐下,接过陈醒递来的热水碗,双手捂着:“我前日拉车到圣约翰大学门口,正巧碰上他出来。方先生还记得我——上回醒妹子教我的几句英文,我拉车时用上了,他夸我‘有上进心’。”
他说得慢,像是要把每个细节都嚼碎了吐出来:“我等他上了车,一路拉得稳当。到静安寺路公馆门口,他要付钱,我摆摆手,说‘方先生,有桩事体想求您’。”
陈醒盯着他。孙志成的上海话里夹着苏北腔,讲得急了就混在一起。
“方先生让我进院子说话。他家的院子,乖乖,种着腊梅,香得嘞。”孙志成咂咂嘴,“我站在石板路上,脚都不敢重踩。他把大衣递给佣人,领我到书房——满屋子都是书,从地板堆到天花板。”
陈大栓停下磨铃的手。
“我结结巴巴讲了醒妹子家想搬租界的事。方先生听着,手指头在书桌上敲,笃,笃,笃。”孙志成学那节奏,“我说醒妹子会写字,会写文章,在报纸上登过的。她爹拉车老实,她娘做裁缝,大姐也勤快。”
“他怎么说?”李秀珍从灶间探出头。
孙志成笑了:“方先生从抽屉里拿出眼镜,擦了擦戴上,看着我讲:‘小孙啊,这个忙我可以帮。’”
陈醒心跳快起来。
“不过,”孙志成神色又谨慎起来,“方先生也讲了实话。他说现在时局不对头,东洋人占着东北不肯走,上海滩也不太平。租界不是保险箱,让我提醒你们,想清楚。”
陈大栓沉默着把车铃装回车上,铁器碰撞声叮叮当当。
“方先生答应帮忙打听房子。”孙志成说完,把碗里剩下的水一口喝完,站起身,“醒妹子,你今日要是得空,写个谢帖,我拉车时给他送去。”
“要写的。”陈醒应道,“孙家阿哥,辛苦你了。”
“邻里邻居的,客气啥。”孙志成摆摆手,走到门口又回头,“对了,方先生说,这两日就有消息。你们预备着。”
门关上,弄堂里的风灌进来。
李秀珍掀开锅盖,粥香飘出来:“这个方先生,倒是个好人。”
“读书人,讲究体面。”陈大栓闷声说,从怀里摸出旱烟杆,“就是不知道,要多少铜钿。”
陈醒没接话。她走到窗边,看着弄堂对面王家的门。门紧闭着,自打招弟被卖后,王癞子白日里很少出门,夜里才像老鼠一样溜出去赌。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七。她的生日。
往年这时候,大哥会从理发店带回一小块肥皂,大姐会偷偷塞给她一颗水果糖。去年最艰难,母亲还是煮了个鸡蛋,用红纸染了,滚烫地塞进她手里。
今年呢?
“醒子。”李秀珍在灶间叫她。
陈醒走过去。母亲从锅里捞出一个鸡蛋——白水煮的,没染红,放在粗瓷碗里推过来:“今日你生辰。十岁了。”
十岁。陈醒看着鸡蛋,心里算了算——穿越过来时是九岁,大半年过去了。在现代,她二十五岁的生日是和同事在KTV过的,蛋糕上插着夸张的数字蜡烛。
“谢谢娘。”她轻声说。
“阿哥阿姐也有。”李秀珍又从兜里掏出两个鸡蛋,“等他们回来。”
陈大栓在门槛上磕烟灰,忽然站起身,走到床边蹲下,从床底拖出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是零零碎碎的铜板和几张毛票。他数出五个铜板,放在桌上:“拿着。买支笔,或者买糖。”
五个铜板。陈醒鼻子一酸。
“爹,我……”
“拿着。”陈大栓别过脸去,“十岁了,大姑娘了。”
中午,大姐陈大丫从成衣铺回来,手里攥着个小布包。打开,是一截红头绳,洗得发白了,但整齐地卷着。
“上回给东家小姐改衣裳,多下来的。”大丫有些不好意思,“醒子,姐没钱买新的。”
陈醒接过红头绳。很普通,可她记得,大姐自己用的还是旧布条。
“我喜欢。”她说。
傍晚时分,大哥没回来。天黑透了,弄堂里点起零星灯火时,才有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敲门。
“陈铁生让我带东西给他妹妹。”年轻人十八九岁,眼镜片后眼睛清亮,“他今日有事,回不来。”
陈醒接过一个纸包。不大,轻飘飘的。
打开,是一本薄薄的册子——《新青年》杂志的合订本,封面磨损了,边角卷起。翻开,扉页上有一行字,是大哥歪歪扭扭的笔迹:
“给小妹。读书明理。”
年轻人压低声音:“铁生说,他今晚要去发传单。东洋人又增兵了,在锦州那边。”说完匆匆走了。
陈醒抱着那本册子站在门口。弄堂的风很冷,可她心里热腾腾的。
鸡蛋,铜板,红头绳,旧杂志。没有一样值钱。
可每一样都滚烫。
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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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章 元日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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