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墨金与时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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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一角钱的老酒。陈大栓闷头喝酒，吃肉，脸上虽然没什么笑模样，但眉宇间那股常年盘踞的愁苦，似乎真的被酒肉和那一百块的希望冲散了些许。
第二天，二丫去邮局兑出了钱。沉甸甸的一百块，用旧布包了，交给父亲时，陈大栓接过去，掂了掂，什么也没说，只是转身藏进了那个豁口陶罐的最深处，动作小心翼翼，仿佛在安置什么易碎的珍宝。
二丫自己则留下了那一百块，连同之前攒下的，她的“小金库”瞬间充盈起来。但她心里没有丝毫放松。钱越多，那个模糊却迫切的念头就越清晰——搬家，离开南市，去法租界。这笔稿费，让这个原本遥不可及的目标，第一次有了实现的可能。但她不能声张，连对家人，也暂时不能说。
她取出一部分钱，精心准备了一份谢礼。不是贵重物品，而是一盒上好的徽墨，两支兼毫毛笔，还有一刀质地不错的毛边纸。这是她能想到的、最适合沈伯安先生、又不至于太过俗气的礼物。
再次踏入圣约翰大学，走进那间熟悉的、弥漫着书卷气的办公室时，沈伯安看到她手里的东西，先是一怔，随即了然，温和地笑了：“小说刊登了？恭喜。”
“全靠先生指点。”二丫郑重地将礼物放在桌上，深深鞠躬。
沈伯安请她坐下，问了问稿费情况，点点头：“《沪江文艺》这个数目，算是公允。你的小说，值得。”他顿了顿，看着二丫依旧稚气却沉静过分的脸庞，像是想起了什么，语气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最近……还在写吗？”
“在写。试着写点别的，普及家用洋货常识的小文章。”二丫回答。
“好。无论写什么，笔不要停。”沈伯安赞许道，手指无意识地点着桌面，目光望向窗外郁郁葱葱的校园，声音低了些，“这世道，能安静写字读书的日子……怕是越来越难得了。多学点，多写点，总不是坏事。”
他的话里，带着一种二丫能隐约感知、却无法完全理解的忧虑。他似乎想说什么，看了看二丫的年纪，又止住了，只是含糊地提醒：“你常在外面跑，自己也多留心。近来街面上，不太平的气息……重了些。”
二丫心里一凛，郑重应下。她知道，沈先生的担忧，和她从市井中听到的那些不安的窃窃私语，正在指向同一个方向。
这份隐约的忧虑，在几天后大哥陈铁生回来时，变得具体而尖锐起来。
铁生是趁着店里轮休回来的，脸色有些疲惫，却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他听说了二丫稿费的事。进门就先捶了二丫肩膀一下（没敢用力）：“行啊二丫！真给咱家争气！”他眼里是真切的骄傲。
晚饭时，话题自然绕不开这笔“横财”和时局。铁生扒了口饭，忽然压低声音道：“阿爹，你最近拉车，尽量别往闸北那边，还有虹口那边去。”
“为啥？”陈大栓抬头。
“店里听客人闲聊，”铁生神色严肃了些，“说那边东洋人开的厂子、商铺越来越多，浪人（寇国流氓）也常聚集滋事。前几天，好像还有中国工人和东洋工头冲突，被打伤了好几个，巡捕房去了都不怎么管。乱得很。”他看了看父亲，“您拉车，万一碰上什么浑的，吃亏。”
陈大栓眉头皱了起来，闷闷地“嗯”了一声。他拉车路线虽然主要在南市和租界边缘，但有时客人的要求，难免会靠近那些地方。
“还有，”铁生声音更低了，“听说……北边，寇国关东军调动频繁，报纸上虽然说得隐晦，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怕是……要出大事。”
亭子间里一时寂静。窗外的暑热仿佛都渗进了屋里，沉甸甸地压着。母亲搂紧了小弟，大丫停下了筷子。二丫低着头，心脏在胸腔里沉沉地跳。沈先生的隐忧，大哥带回的消息，都在印证她心中那份来自“历史”的恐惧。
陈大栓沉默地喝完碗里最后一口粥，把碗重重一放，站起身：“晓得了。我心里有数。”他走到墙角，拿起工具，开始检查他那辆租来的破车，动作比往常更用力，仿佛在检查一件即将奔赴未知战场的武器。
油灯的光晕摇曳着。二百五十块稿费带来的短暂狂喜，如同投石入水激起的浪花，很快就被更广阔、更晦暗的时局阴影所吞没。但至少，这笔钱，像一颗突然落下的种子，让这个家在风雨飘摇的滩涂上，似乎抓住了一点点可以扎根、可以生长的、微薄而坚硬的土壤。而前路的风浪，已隐约可闻。
第二十九章：墨金与时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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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墨金与时澜 沪上辙痕
